纵观古今、环视全球，因族群偏见而起的分歧、因宗教分立而兴的争执、因文明傲慢而致的隔阂，在人类历史上此起彼伏、至今未绝。相比之下，中华大地上各民族长期和睦共处，各宗教始终多元并存，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持续交流互鉴，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包容之路。然而，一些西方学者把西方经验作为普遍尺度，以“民族—国家”模式丈量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史，以排他性宗教经验丈量中国多元信仰的和谐史，以文明冲突、殖民扩张经验丈量中华文明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开放史，对中华文明的包容传统不仅视而不见，甚至因误解、曲解形成一些偏颇之论。
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胸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图为2025年9月22日晚，在“相约敦煌”国际文化交流演出活动现场，来自甘肃省演艺集团的演员展演《乐动敦煌》选段。 新华社记者 郎兵兵/摄
其中一种主要的偏见，可被称作“同化论”。一些域外学者沿用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建构经验，把“国家统一”与“文化同质”视为同一过程，据此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解释为中心对边缘、多数对少数、汉文化对其他民族文化的强制整合。另有一些学者则基于西方近代殖民历史，把中国历史上边疆族群入主中原、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转译为近代殖民主义式的征服与支配。问题在于，近代欧洲民族国家以单一民族、单一语言、单一宗教为理想形态，这套经验本不能套用于多族群、多信仰共同创造的文明共同体。中国历史上中原与边疆、农耕与游牧、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互通有无、双向影响，多种宗教与民间信仰长期在同一片土地上共生并存。诸多史实都表明，中华文明内部的整合绝不是单向度的“同化”，而是多向度的“涵化”。正是这种多元一体的特质，形成并充实了中华文明的整体。
“排外论”是另一种影响较大的偏见。这种论调把中华文明描绘成一个自我中心、闭关排外、缺乏消化吸收外来要素能力的文明形态，似乎拒斥外来文化成了中华文明的本能。一些人以明清海禁和乾隆帝致英国国王敕谕中“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之语为据，断言闭关锁国、盲目自大是中华文明的固有特质；又或以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历史遭遇，倒推中华文明从来缺乏开放意识。虽然明朝后期开始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中国在内部矛盾和西方现代化浪潮冲击下逐渐走向衰落，但以数千年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历史的常态。中华文明从来不缺乏认识他者、吸纳异质文化的胸怀和能力，中华民族以开放包容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以一时政策代替长时段历史，以特定语境中的言辞概括文明整体，显然失之偏颇。真正需要辨析的，不是中华文明历史上有无自我收缩的时刻，而是这种时刻能否被夸大为文明的根本属性。“排外论”不仅低估了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历史容量，也忽视了中华文明在接触、选择和消化外来文化过程中表现出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
“工具论”是一种更为隐蔽的偏见。它承认中华民族历史上确实存在多元并存、兼收并蓄的现象，却将其解释为“帝国”维持超大规模统治的实用策略，而非出于内在的文化自觉。在这种叙述中，“因俗而治”被说成降低统治成本的技术手段，宗教宽容被说成维护政治稳定的权宜之计，吸纳外来文化被说成巩固政权合法性的现实考量，由此得出包容性只具有维持统治的工具性意义，而非中华文明的特质。“工具论”的要害，在于以功能解释替代本质判断。如果包容性被简单化约为治理之术，其所蕴含的“有容乃大”的天道体认与实践属性便被遮蔽。如此一来，就难以洞察其何以能够超越王朝鼎革、制度损益而绵延不绝，塑造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为政之道。把数千年历史演进中沉淀下来的文明特质，说成是政策工具，实质上是以功利逻辑消解中华文明“以包容求凝聚”的深层智慧。理解中华文明之所以可久可大、根深叶茂，就要深刻认识到包容不是达成凝聚的外在手段，而是这种凝聚得以可能的深层缘由。
近年来，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沉渣泛起，人类社会面临着思想割裂、文化纷争的共同威胁，人类文明站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走向冲突还是繁荣，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对待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中华文明兼收并蓄的胸怀、博采众长的态度，对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意义重大。中国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展现了中国作为文明大国的气度和风范，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发展历程的深刻洞见和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胸襟与担当。面向未来，应坚持“两个结合”，坚定文化自信，从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中汲取思想营养，赓续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包容基因，为共建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作出更大贡献。
更多内容，详见钟哲文章《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
（策划：周昭成 许文嫣 审核：李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