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中华文明区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显著标识之一。然而，长期以来西方学界囿于自身经验与立场，围绕中华文明统一性形成一些偏颇之论，这些论调看似是学术分歧，实则涉及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的根本问题。
中华民族是有着五千多年文明史的伟大民族。我国各民族共同开拓了祖国的辽阔疆域，共同缔造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共同书写了辉煌的中国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民族精神。图为9月21日，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在北京举行。 中新社记者 易海菲/摄
比如，部分域外学者套用西方帝国扩张征服的概念框架解读中国大一统传统。无论是早年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笔下的“中华帝国”，还是20世纪魏特夫等提出的“征服王朝论”，抑或是近年来部分“新清史”研究中所谓清朝是“内亚帝国”的论断，其背后大多有一个共同的逻辑预设，即幅员辽阔、统合多族群的政权必然离不开武力征服、殖民掠夺与等级化统治。西方帝国在历史上往往就是通过侵略征服立国，“征服”、“殖民”已成为其历史认知和记忆的一部分。而中国数千年大一统传统，本质上是文明的整合与包容，是以文化认同为纽带的文明共同体，这与西方对于“帝国”的理解从根源上就遵循着完全不同的逻辑。学者钱穆曾指出，中国的形成，“在中央之缔构，而非四围之征服”，“乃由四方辐辏共成一整体，非自一中心伸展其势力以压服旁围而强之使从我”。这就是向内凝聚与向外征服的差别。将这样一个以文明认同为内在纽带的统一进程，与西方依靠军事征服维系的帝国混为一谈，不仅是对中华文明统一性的误读，也遮蔽了人类文明形态的多样性。
还有一种需要辨析的论调，是“单一民族国家论”。18世纪以降，赫尔德等一些欧洲学者，主张民族是天然有机的文化共同体，批评多民族国家模式。还有更甚者主张一族一国、一国一族，将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单一民族基础之上。受此种观念及其变种的影响，“民族国家”这样一个原本具有包容性的概念，在现代西方一些宣传舆论语境中被窄化为“单一民族国家”，歪曲中国式的多元一体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声称其是对各民族主体性的压制。此种论调是难以自圆其说的，绝对的单一民族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几乎不存在。恩格斯说过，没有一条国家分界线是与民族的自然分界线，即语言的分界线相吻合的。实际上，早在20世纪初，章太炎就认为，中华民族从来不是纯凭血缘为界别的所谓“天然民族”，而是在共同的历史担当中凝聚在一起、“庶方驳姓，悉为一宗”的“历史民族”。中华民族是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向内凝聚、多元一体是各民族在历史中共同选择的道路。
近年来，也有西方学者用“同质化”描述“大一统”，认为统一必然意味着对差异的压制、对多元的消解。这一认识既不符合中国历史事实，也曲解了大一统的哲学内核。中华文明的统一性是在多元共生的框架中展开的，《国语》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阐明多样性的统一可以生成万物、单一的雷同就不能发展的道理；《中庸》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将差异的共存视为宇宙与社会的常态。落实到历史实践中，大一统下的中国始终是多元共生的格局，这不仅表现在方言的各异、风俗的不同、文学艺术风格和形式的多种多样方面，甚至深入到心态习惯方面。先秦时期，河洛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地域文化初步形成；隋朝陆续出现的佛教宗派有天台、三论各宗，入唐以后又出现了唯识、华严、禅、密、净、律等各派；宋代理学被概括为濂、洛、关、闽四大派别；清代经学中有所谓“吴派”、“皖派”的差别；等等。“各因地齐、政俗、材性发舒，而名一家。”这正是中华文明大一统格局下各美其美的生动印证。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新征程上，应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深刻体认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向内凝聚的统一特质，注重从大一统传统中汲取统一、团结、包容、永续等思想精华，不断巩固共同思想根基，汇聚奋进磅礴力量，推动中华民族在团结统一中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更多内容，详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李震文章《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的统一性》
（策划：周昭成 许文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