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核心命题，集中反映了以民为本、以德治国的价值立场，深刻塑造了讲仁爱、重民本的政治传统。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将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强调其对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作用。深刻领悟这一治理思想，对于坚守初心使命，厚植为民情怀，进一步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
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广泛见于经典文献。左图为元刻明修本《尚书注疏》，其中载有“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右图为元刻本《论语集解》，其中载有“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民为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该篇据清人考证为魏晋时人所著，主要内容是夏王太康败德失国，其弟五人作歌追述大禹遗训，歌中写道“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指百姓可以亲近，不可以疏远，因为百姓是国家的根基，只有根基稳固，国家才能安定。“为政以德”则出自《论语·为政》，“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意为执政者自身必须遵循道德规范，同时把道德教化作为治政重心，如此方可使天下归心。民为邦本、为政以德两大观念，凝结着中华民族对国家治乱兴衰规律的深刻洞察，共同奠定了中华民族重民贵德的政治传统。
回溯历史，早在西周时期，中华民族已经产生敬德保民的观念。殷商覆亡的教训，使周人深刻认识到天命靡常，会依据执政者德行发生转移；而衡量执政者德行的主要标准，就在于能否做到保民惠民、安养百姓。《尚书·泰誓上》记载周武王伐商前的誓师之言，“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强调君主受命于天，应以民之父母自任，若君主不能尽职，就难免落得“天命诛之”的下场。《尚书·无逸》记载周公告诫周成王，商朝后期的君主“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致使政事败坏，而周文王“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因此能够膺受天命。在认识到敬德保民以应天命的基础上，周人更进一步提出“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以民意解释天意，认为天没有自身独立意志，而以百姓之意志为意志。相比同时期世界其他文明，周人将天意民意化的改造具有鲜明特色，天意虽仍在形式上保留着神学外观，但在内容上已经成为民意的最高体现，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本式天命观。周人远神近民的思想取向，推动了中国传统政治实践重心由事神向保民、由敬神向敬德的转移，代表了中国民本德治政治的开端。
春秋末年至战国，周室衰微，诸侯兼并无休。面对政治失序、民生凋敝的严峻现实，儒家继承西周政治传统，成为民本德治思想的主要代表。孔子倡导德政，提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批判“苛政猛于虎”，谴责执政者滥用刑罚、不教而杀，认为执政者应“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所重：民、食、丧、祭”、“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切实保障百姓基本的生产生活需要。孔子还提出“庶之、富之、教之”的思想，认为治理国家应遵循保障人口繁衍、实现生活富足、推动教化有成的顺序，完整呈现了儒家民本德治的施政路径。孟子承孔子之绪，系统阐发仁政思想，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著名论断，将百姓置于政治价值序列之首，使民本思想由道德关怀上升为明确的政治哲学纲领。孟子视百姓温饱为治理目标，主张“民事不可缓”，认为明君应“制民之产”，为百姓提供五亩之宅、百亩之田，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把保障民生作为仁政之基。孟子更提出“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深刻论证得民心与得天下的内在关系，将得民心确立为执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将民本德治思想发展成系统的政治哲学，为后世治国理政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秦汉隋唐时期，大一统国家建立并巩固发展，民本德治思想与国家治理实践紧密结合。强秦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却因推行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二世而亡。汉初君臣多出身草野，对秦朝法度之酷烈、百姓稼穑之艰难，有着切肤之感。面对战后经济社会残破之局，汉廷采纳黄老之学，崇尚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为汉初政治奠定了重民安民的总体基调。此后随着国力日盛，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定儒学于一尊。政治层面，董仲舒倡导“天人感应”之说，指出“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借灾异祥瑞警戒君主、强化政治约束；治理层面，认为“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强调王者应秉持德主刑辅的治理原则；经济层面，极力反对“与民争利”，主张限田去奴、抑制兼并，以安民生。经过董仲舒阐发，民本德治思想融入国家主流意识形态。隋唐时期，天下重归一统，民本德治思想在大一统格局下焕发强大生命力。唐朝初期，君臣尤为重视历史经验，深恤民生疾苦。以隋亡为镜鉴，魏征多次引述荀子“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的古训劝谏唐太宗，唐太宗亦以此训诫其子，强调“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将民本思想转化为施政警训，常怀民心可畏之念，戒慎为民、不敢纵欲，从谏如流、励精图治。及于实践，制度上，隋唐兴科举，打破魏晋以来门阀世族的垄断，使寒门子弟得以凭才学晋身，拓宽了庶民参与政治的渠道；经济上，唐初施行均田制与租庸调制，计口授田、轻徭薄赋，保障编户齐民的土地与生计，由此，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四夷宾服，铸就盛世之业。
宋明时期，佛老虚无寂灭之旨与儒家经世济民、关切民生的入世精神构成思想张力。因应时势，理学勃兴并深入发展，在政治哲学层面捍卫了儒家“亲亲而仁民”的民本立场。宋明诸儒尤为推重《大学》，他们援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义，强调“明德”与“亲民”内在一体：明德是成己之基，亲民是成人之推，明德不应在亲民之外，亲民是成德的最终形态，二者并非断为两截，而是由内及外、本末相因的完整工夫。在此基础上，宋明诸儒形成“万物一体”的认识，将民本思想提升至本体论高度，赋予其坚实的形上根基。张载以万物同出太虚的气本论，倡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将万民纳入一个血脉相连的生命共同体，使得保民不再仅仅是有位者的政治责任，更是凡有血气之人都应当具备的、对待同体兄弟的伦理责任。程颢提出“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认为仁者之心“莫非己也”。朱熹集理学之大成，主张“理一分殊”，认为民并非外在于己之他者，而是与己同禀天理之同胞，由此“亲亲而仁民”成为天理流行的自然展开。王阳明提出“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认为亲民出于人的良知发用，是良知的必然呈现。经由宋明诸儒的哲学构建，民本德治思想由治国理政之道上升为天道运行之理，下贯于良知发用之行；仁政爱民既为宇宙秩序的自然演进，亦出于主体道德的内在驱动，遂使这一思想臻于深邃。
有清一代，民本德治思想在学术批判与变法实践的相互激荡中持续深化。明清鼎革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将批判锋芒直指君主专制，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认为“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顾炎武倡言“为民而立之君”，指出“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厘清了君民、官民之间的关系，提出“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治理理想；王夫之认为“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这些主张被视为中国思想启蒙的先声。清代中期，面对世变日亟，龚自珍、魏源等士人将民本关怀寄托在改革弊政、师夷长技的经世实践中。晚清以降，内忧外患交迫，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以民本思想为基，援引近代民权学说，提出“君民共主”的立宪主张；孙中山创立“三民主义”，使民本思想与近代实践紧密相连，推动民本思想的近代转化。
纵观历史，民为邦本、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贯穿中国传统政治实践，早已内化为中华民族基本的政治立场与价值范式，深刻影响了数千年来中华政治文明的基本形态。
（策划：周昭成 许文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