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高校与地方产业的产科教融合已取得阶段性成效，在优化人才培养结构、激活区域创新动能、赋能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突破，以及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同发展的新要求，部分高校和合作主体之间仍存在融合深度不足、对接精度不够、机制适配不强等问题，有关评价体系、资源流通、人才适配等深层次矛盾逐步凸显，成为制约融合质量提升的主要瓶颈。
通过组建跨学科、跨领域、跨单位的大团队大平台，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开展科学研究，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坚实实践载体。上海交通大学联合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等发起并执行“溟渊计划”，深入马里亚纳海沟、雅浦海沟等6000米至11000米水深区域进行系统性科考，描绘了全球首个海洋最深生态系统图，实现了深渊生命科学研究的国际领跑。图为2021年11月10日，“溟渊计划”团队在马里亚纳海沟最深点采集深海生物样本时的场景。 上海交通大学供图
体制机制的壁垒尚未完全打破，协同融合深度不足。高校和企业普遍反映，产科教融合并非简单的校企双向合作，而是涉及多部门、多主体协同联动的系统性工程，当前顶层制度框架已基本建立，但在一些落地环节、合作场景中，政校企三方权责边界不够清晰、利益诉求存在差异，制约了协同效能的充分释放。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跨主体协作的制度“玻璃门”依然存在。产业、科技、教育等领域的资源投入分属多个部门，一些地方缺乏高效的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存在实验室重复建设、仪器设备重复投入等现象，在人事管理、薪酬制度等方面存在制度不兼容问题。二是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亟待打通。有的企业反映，投入设备、资金、人力参与人才培养，短期内难以获得相匹配的回报，因此更倾向选择“短平快”的项目合作，而非长期的深度融合与共建。
评价与激励偏重学术导向，产科教融合内驱力不强。评价体系是干事创业的指挥棒。当前整体评价导向已逐步向产科教融合、成果转化倾斜。但一些高校、科研院所仍存在过度侧重学术指标、弱化产业价值的问题。近年来，一些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来自企业而非高校或科研院所，从侧面反映出当前科研评价体系与产业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一方面，高校、科研院所评价体系重论文轻应用、重课题轻合作现象较为普遍。在学校综合考核、教师职称评聘、科研绩效评价、重大项目评审等关键环节中，关键绩效指标（KPI）仍然主要体现在发多少篇顶刊、拿多少项基金，而服务产业发展、参与校企协同、解决企业“卡脖子”难题等直接面向产业需求的贡献权重偏低。另一方面，资源投入与激励机制未能有效对接产科教融合发展需求。高校资源配置对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等领域的倾斜力度不足，高校与企业实质性协同攻关、利益共享的深度合作相对较少，科研人员成果转化的收益分配与合理回报机制尚不完善，参与企业技术攻关的内生动力不强。
创新要素的流动共享机制不畅，一些领域资源利用效率偏低。部分地区高校与企业间数据、科研设施等核心创新要素流通不畅、共享受阻。一是数据要素共享存在壁垒。产业数据是科研、创新与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但受数据确权、隐私保护、商业秘密等因素制约，大量产业数据没有向高校和科研院所开放，难以转化为高校的教学案例，也不利于基于产线真实场景的科研攻关。二是科研设施共享程度不足。部分高校与企业对实验室资源重拥有轻共享，导致资源使用效率偏低。去年，某地市审计部分科研院所的大型科研仪器设备开放共享及使用情况发现，5家院所设备共享使用时长占总使用时长比重不足7%，最低仅为0.14%，个别机构98%以上的科研仪器设备未实现共享使用。
人才供给与需求适配度较低，复合型人才缺口较大。从供需匹配情况来看，一些高校人才培养速度跟不上产业技术迭代速度，培养质量达不到产业高端发展需求，一些地区创新型、复合型、实战型产业人才存在结构性缺口。一是学科专业调整与产业迭代存在“时间差”。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低空经济等新兴技术更新快，而高校专业设置到人才产出需要一定周期，导致部分新兴关键领域存在一定的人才缺口。二是复合型骨干人才供给不足。高校教师缺少一线企业实操经历，企业技术人员不擅长授课育人，兼具技术功底与产业视野、兼顾教学实践能力的“双师型”教师偏少。三是传统培养模式跟不上科技变革。在智能电力装备等领域，涉及的数字孪生、人工智能诊断、微电网协调控制等前沿技术，高校课程与教材内容明显滞后。分科授课、课堂灌输的传统教学模式也难以塑造学生的跨学科思维、科研攻关能力与原始创新素养。
详见：求是杂志社经济编辑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联合课题组文章《产科教融合的新挑战与新路径》
（策划：郭斐然 舒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