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两用中、守中致和，是中华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哲学命题，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中道思维。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将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列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强调其对塑造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作用。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蕴含的辩证智慧、中正之德、和合之道等，对党员、干部加强修养、应对挑战、推动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礼记·中庸》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是对这一思维方法的集中阐释。后世认为，“中”是不偏不倚、适度适中的状态，“和”则是践行“中”的境界与结果。执两用中、守中致和植根于中华文明沃土，历经数千年先民实践与哲理升华，逐步成为内涵丰富、影响广泛的思维方法。
中华民族对“中”的追求源远流长。新石器时代，重要聚落便多以中心位置布局，体现出先民对居中、适中的朴素认同，是中道思维的早期雏形。进入文明社会后，这一认同逐步上升为哲学思想与治理原则，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共同印证了这一历程。《尚书·酒诰》明确提出“作稽中德”，意思是言行举止应符合中正之德，将“中”作为一种德行标准。清华简《保训》篇记载，舜“旧作小人，亲耕于历丘，恐求中”，“既得中，言不易实变名”，揭示了上古圣王致力“求中”、“得中”。《论语·尧曰》记述尧禅位于舜时的叮嘱“允执其中”，明确将“执中”作为维系政权的重要准则。儒家相传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字心法，主张通过把握中正之道实现治世和谐，被后世视为尧舜禹一脉相承的治世智慧。周代礼乐制度则以秩序、节度、和谐为旨归，是社会层面中道思维的制度化展开。《周易》强调“中行”、“中正”，以居中得位为吉，彰显对适度、合宜、均衡的推崇；以“一阴一阳之谓道”揭示事物对立依存、互济共生的辩证规律。
春秋时期，孔子将“中”提升为最高道德原则，首创“中庸”范畴，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并以“过犹不及”点明“中庸”的精髓要义：既反对过度，也反对不及，追求恰如其分的合理状态。《礼记·中庸》进一步阐述中道思维的哲学内涵与实践方法，提出“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同时强调“时中”的概念，认为“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中庸”并非一成不变的标准，而是要因时制宜、权变合宜。道家与之呼应，老子提出“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道平衡观，以“冲气以为和”说明万物在冲突交融中达成和谐状态。从上古治国实践的“执中”传统，到《周易》的辩证思维奠基，再到孔老诸子从德性、天道等多重维度对中道的理论凝练，深刻塑造了中华民族重整体、重平衡、重变通的辩证思维品格。
“执两用中”源于《中庸》中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守中致和”则与《中庸》中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相呼应，强调达致中和则天地秩序井然、万物生生不息。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图为宋刻本《四书章句集注》。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供图
秦汉大一统格局的形成，使中道思维从诸子学说进一步融入国家治理的制度化实践。汉初崇尚黄老，主张清静无为、宽简惠民，本身就是对秦代严刑峻法的纠偏，体现了“去甚，去奢，去泰”的中道取向。董仲舒结合阴阳五行学说，以“天人感应”理论重构儒家义理，提出“中者，天地之所终始也；而和者，天地之所生成也”，将中道与天道运行相贯通，为汉代政治实践提供了宇宙论依据。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地位提升，此后《礼记》经戴圣纂辑、郑玄作注，其中《中庸》等篇成为阐发中道思维的经典文献。汉宣帝主张德教与刑罚并用、怀柔与裁制相济，正是典型的执两用中的治国方略。这一时期，中道思维成为贯穿行政、司法、教化、民生的整体性治理原则。
魏晋隋唐时期，儒释道三教并行激荡，中道思维在多元对话中实现理论拓展。魏晋玄学围绕“本末”、“一多”、“动静”等展开思辨，玄学家王弼提出“执一统众”等命题，从本体层面深化中华民族对“中”的理解。佛教传入后，后秦高僧鸠摩罗什翻译《中论》，以“八不中道”破斥边见，主张“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佛教学者将佛家中道与儒家中道、道家中道相融通，极大拓展了中道思维的思辨深度。唐代政治实践鲜明体现中道智慧，唐太宗注重“宽猛相济”、“文武并用”。这一时期，经学家孔颖达主持编纂《五经正义》，系统疏解《礼记·中庸》；文学家韩愈初步勾勒出自尧舜禹至孔孟的儒家传道脉络；思想家李翱撰写吸收佛道心性思想的《复性书》，为宋明理学系统阐发中道思维作了重要铺垫。
宋元明清时期，中道思维呈现理学体系化与实学经世化双重走向。所谓体系化，表现为理学家将中庸、中和纳入理气心性的整体哲学框架；所谓经世化，则体现为明清之际思想家强调执中必须有权、用中必须务实。周敦颐以太极阴阳论中和，张载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表达天人一体的和谐追求，二程以“中者天下之正道”确立其普遍规范意义。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将《中庸》升格为“四书”之一，以《四书章句集注》使之成为后世数百年主流意识形态与教育核心。他释“中”为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使中道既具形上高度，又具日常践行的可能性。陆王心学则将中道向内收摄，王阳明提出“知得过、不及处，就是中和”，把执两用中、守中致和转化为良知自然发用。明清实学兴起后，王夫之继承发展了孟子“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思想，反对把中庸变成僵死教条；顾炎武以博学笃行、经世致用体现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治学与治世之道；戴震主张在人情物理中求理，使中道更具现实关怀。这一时期，中道思维亦在诸多社会实践领域得到系统展开。
近代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中道思维进入反思与创新探索阶段。晚清“中体西用”思潮，是近代语境下寻求中道的一种尝试。康有为注《中庸》，将其与进化论、改制思想结合。五四时期，“中庸”一度被简单等同于折中调和而受到批判，但也促使后人更加严格地区分辩证中道与庸俗调和。现代新儒家致力返本开新，梁漱溟以“调和持中”概括中华文化基本精神，冯友兰以“极高明而道中庸”概括中华哲学精神传统，贺麟将其与辩证法对观，推动“中庸”的现代哲学阐释。
执两用中、守中致和不仅是中华哲学核心命题，更内蕴于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密码与生存智慧，贯通治国理政、修身立德，构成中华文明重要的价值范式与实践准则。
更多内容，详见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杰文章《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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