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维系科技主导地位、纾解霸权衰落压力，美国政府与科技巨头达成战略契合、完成利益绑定，技术能力、产业资本与国家权力加速嵌合，催生出所谓“科技—工业复合体”（以下简称“科工复合体”）。科工复合体的出现，不仅影响美国国内，还溢出国界对世界构成严峻挑战。
俄乌冲突爆发后，科工复合体深度介入其中，如SpaceX的“星链”卫星系统为乌方的指挥通信、情报传输等提供重要支撑。图为当地时间2023年2月16日，在顿涅茨克地区的巴赫穆特使用的“星链”卫星宽带系统天线。 视觉中国供图
概念上，科工复合体承袭自冷战时期的“军工复合体”。二战期间，美国庞大的战争机器与经济体系之间产生结构性关联，形成了由美国军队、军工企业、政界人士、科研机构等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1961年，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离任演说中直斥，国防工业与国家机器结成的利益集团极易对国家决策施加不当影响。时隔60余年，拜登在2025年初离任演说中沿用这一概念，对科工复合体在数字时代的崛起表达忧虑，指出其可能造成权力过度集中、虚假信息扩散等问题，进而冲击美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此番警示，使科工复合体这一概念正式进入公众视野。
结构上，科工复合体由三大关键行为体耦合构成。大型科技企业构成其“技术核心”，包括谷歌、亚马逊、微软等平台企业和苹果、英伟达、英特尔、特斯拉等高端制造企业。SpaceX、帕兰蒂尔与安杜里尔等新兴防务科技企业，亦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其中，SpaceX主攻航空航天领域，帕兰蒂尔精于大数据情报分析，安杜里尔则主要从事无人作战装备研发。上述各类科技企业依托持续高强度研发投入，在人工智能、高端芯片、量子技术等领域拥有技术优势，掌控社交媒体、数据中心、海底光缆、卫星网络等关键数字基础设施，集聚算力、数据与算法等战略资源，在科工复合体内承担技术供给与产业落地的职能。美国政府部门构成其“权力中枢”，主要涉及国防部、国家航空航天局、能源部及各类国家安全和情报机构。这些部门掌握预算分配、装备采购、规则制定与行业监管等关键权限，既以国防订单为科技企业提供需求保障，又以政策工具调控技术演进方向，确保相关技术研发服务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风险投资机构、科研院所与智库网络共同构成其“支撑体系”：风险资本引导金融资源参与前沿科技创新布局；科研与智库机构则提供基础研究、战略研判与人才储备，为科工复合体构建话语与人才支撑。
机制上，三大关键行为体通过多重路径实现深度绑定。人员层面，政府高官、军方将领卸任后频繁进入科技企业与风投机构担任高管，企业管理者、风投合伙人也常被吸纳至政府部门与顾问委员会参与决策，形成身份交错、利益交织、决策共振的人际网络。资本层面，政府以国防预算、专项合同、战略科技计划等形式定向扶持特定企业；风险资本则先期孵化前沿科技企业，待技术与产品成熟后，借助政府订单实现规模化落地，进而完成资本增值套现，形成完整的利益闭环。议程层面，科研与智库机构通过发布研究报告、出席国会听证、炒作“大国技术竞争”等战略叙事，为政府扩大预算、企业获取订单、资本兑现收益制造舆论氛围，进一步强化各方利益绑定与认知协同。
诉求上，科工复合体有五大倾向。其一，推动产业政策回归。科工复合体摒弃传统自由市场理念，以制造业回流与关键产业重构为核心目标，着力塑造国家主导的产业发展格局。其二，主导塑造国际经贸规则。一方面极力鼓吹数字贸易便利化与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为其控制他国数字生态、攫取全球数据、扩大海外市场扫清障碍；另一方面不断强化知识产权壁垒，严格管控前沿技术外溢，以此牢牢锁定自身科技领先优势。其三，呼吁放宽高技术移民限制，核心目的是弥补本土理工科人才供给短板，争夺全球高端智力资源，遏制竞争对手的技术追赶步伐。其四，抵制技术的严格监管。明确反对前置审批、强制审计、安全审查等刚性制度约束，认为此类监管会拖慢技术向市场与战场转化的速率；在人工智能伦理规范、数据隐私保护等新兴领域，更倾向于行业自律而非政府强制规制，同时对反垄断监管举措持抵触态度。其五，深化科技发展与国家安全目标的深度融合，积极支持美国政府出台出口管制、海外投资审查、技术限制等举措，强化军民技术协同转化，谋求将企业技术优势转化为美国的国家战略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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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盛玮 周璐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