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族学研究以“服务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使命，为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作出重要贡献。然而，随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各民族在社会生活中紧密联系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历史上形成的“大散居、小聚居、交错杂居”格局不断深化，呈现出“大流动、大融居”的新特点。在此背景下，注重微观、静态的单一民族考察的民族学研究，已难以适应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时代要求。
2025年9月1日至6日，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赴北京、河北参观学习。参观团共149人，由2024年受党中央、国务院表彰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集体代表组成，并首次邀请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模范代表后人参加。图为9月2日，参观团成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 民族画报社记者 武倩/摄
首先，从学科定位看，我国民族学研究长期以来较多借鉴西方民族学的人类学路径，对“民族”的理解多从“族群”层面展开，而对政治学视角下有关“国家民族”的研究关注相对缺乏。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研究重心更多落在构成中华民族的“各民族”层面，而对“中华民族”整体性的系统研究仍有待加强。由此，在一段时期内，民族学研究往往侧重于呈现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及当代生活样貌，而对中华民族整体性与共同性的系统研究相对不足；对于不同民族更好融入统一国家形态的整合机制与实现路径的探讨也有待深化。
这种学科定位还造成“民族学”与“民族理论”或“民族问题研究”相互割裂。同样源自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关于原始社会形态的研究被视为民族学的研究内容，纳入基础教材体系之中，而关于民族独立解放、国家民族以及民族融合等论述则被划归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以至于引发“民族学”要不要研究“民族理论”的问题。这种学科划分实际上基于一种假定，即惟有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框架和方法体系才能被认定为“学”或“学科”，而“民族理论”或“民族问题研究”则被视为政治主张、意识形态理论或政策研究，缺乏应有的学科身份和学术地位。这也引发民族学内部关于“小民族学”与“大民族学”的分歧和争论，影响到我国民族学的自主发展和学科体系的整体性建构。
其次，从研究方法看，当前民族学多侧重从微观视角来研究民族文化，强调运用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来辨识族群文化差异、解读族群的生活风貌。这种研究方法强调族群的文化特性，容易突出族群的差异性，忽略从国家结构、社会变迁与历史发展等宏观视角把握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的共同性，难以准确认识中华民族从多元凝聚为一体的历史演变规律。这种强调差异性的民族学研究范式一旦与民族史或民族关系史研究结合起来，极易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完整历史肢解为各民族相互割裂的历史，甚至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再次，从理论范式看，我国民族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深受西方民族理论思想和话语体系影响，往往倾向于用中国案例来论证西方命题，既脱离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厚土壤，又无法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就理论建设而言，有必要进一步从中国实践与历史经验中提炼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认识，推动构建中国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不断增强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理论自觉与学术自信。西方民族学是对西方现代化进程中解决民族问题的经验总结和理论阐释。当前，西方社会面临日益严重的族群撕裂、民族分裂和民族冲突等问题，与西方民族学长期主张的“民族自决”理论和文化多元、族群多元理论不无关系。我国民族学研究立足中国实际，不断推进西方民族学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但仍有必要进一步从根本上反思西方民族学理论的局限性，深入总结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内在规律，系统提炼中华文明中处理复杂民族关系、推进民族融合的经验和智慧。对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研究阐释，也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发掘其中关于国家民族、民族融合等论述的理论内涵与时代价值，清晰阐明在“两个结合”指导下，中国已经探索出一条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更多内容详见：中央民族大学强世功、张敏文章《新时代民族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策划：梁佩韵 审核：李艳玲）
